因为齐家文化时间上延续 500多年，空间上东西相距 800多公里，因而又可以大致区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类型。东区主要在泾水、渭河和西汉水上游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是天水师赵村和七里墩遗址。东区以素陶为主，不见彩陶。有玉礼器璜、璧、琮等。中区即黄河上游、洮河、大夏河流域，最典型者为甘肃永靖莲花乡秦魏家遗址。陶器以红色和红褐色为主，素面和有绳纹、篮纹等纹饰者共存。西区即黄河上游青海境及湟水、隆务河流域，以及河西走廊，最为典型者是青海乐都柳湾和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西区的最显著特征是红铜器和彩陶。彩陶器多为黑色或紫红色，纹样有三角纹等几何纹、蕉叶纹、变形蛙纹等，器形除双耳罐、豆、盘、盆、杯、鬲、尊、甑外，还出现高圈足陶杯、双大耳罐、陶盉、鸮面罐、带嘴罐，以及陶塑人像、动物、铃、鼓等罕见器形。

以上所述齐家文化东、中、西三区的不同特征，表明其并非封闭的文化区系。在空间上齐家文化区域与其他文化接触中有相互吸收、相互影响的现象，同时也有向东和向西扩散传播的迹象。在时间上，则经历了细石器和陶器时代向铜石并用时代的发展，陶器器形和纹饰也经历了较为显著的发展和变化［ 3］。韩建业教授指出，齐家文化的早期在东部，以天水师赵村七期遗存为代表。主要应当是客省庄二期文化西进陇东南并与菜园文化相融合的结果。之后，又向甘肃中部和青海及河西走廊扩展。齐家文化之晚期，在齐家坪、磨沟、皇娘娘台等墓地出现的圜底彩陶罐和绳纹彩陶罐，以及多重波折纹、梯格纹、胡须纹等，很有可能是从阿尔泰南部和天山东中段的切木尔切克文化传入［ 4］。其中齐家文化砾石堆成的圆圈形祭坛，与内蒙赤峰夏家店下层文化建于高山顶上的石圆圈、新疆昌吉州木垒县照壁山乡平顶村青铜时代中晚期石圆圈，以及新疆巴音郭勒州和静县那热德沟遗址石围圈等，十分相似①。西部的晚期齐家文化同时还有受到晋南陶寺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末期的影响（琮、璧、璜等玉礼器）的迹象。

从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来看，齐家文化对应的是父权氏族社会形态，生业方式以农耕为主，兼营畜牧；到后期，农业衰落，畜牧业逐渐发达。在精神文化方面，当时已经有了专门从事宗教祭祀活动的巫师，有了制度化的祭祀礼仪（圆圈祭坛、琮、璧、璜等玉礼器）和占卜仪式（齐家坪遗址墓葬及皇娘娘台 M8墓主人使用羊卜骨随葬）。这种社会文化形态，带有明显的农耕、游牧融合的特点。

二、齐家文化的创造者

齐家文化的起始年代早于夏代，而其中晚期则已进入夏代。并且其考古文化特征与二里头文化有相似之处。因此，学者们认为齐家文化与夏代有密切的关系，有的学者还认为，齐家文化对中原夏文化的某些因素——如铜器和陶器，有着直接的影响［ 5］。其实，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这些影响，更多的来自外部，即北亚游牧文化。齐家文化在这一远距离的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只是扮演了一个中间角色［ 6］ 3-54。那么，齐家文化的创造者是谁？他们和夏文化的创造者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史记·六国年表》言：“禹兴于西羌。”而今甘青地区，包括黄河上游洮河、大夏河流域的甘肃临夏一带为古羌人所居之地。因此，从夏鼐先生始，到俞伟超先生等考古学家，以及最近一些民族学和历史学者认为，产生于黄河上游洮河、湟水流域甘青一带的齐家文化的创造者是古羌人。夏鼐先生在《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指出，洮河流域在夏代正在氐羌之区域，氐羌曾实行过火葬制度，寺洼山遗址墓葬表现出的火葬制度恰与羌人葬俗吻合［ 7］ 269-310。俞伟超先生认为：“把安国式遗存、寺洼文化、卡约文化综合起来观察，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和各自具备的特有的表征，就说明它们都是羌人文化……由此看来，把齐家、马厂，乃至上溯到半山、马家窑、石岭下文化，看作是羌人文明的前驱，是有道理的。”［ 8］

概括而言主要的观点有几种：一是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均为羌文化的不同支系；二是认为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都是羌文化；三是宗日文化发展到卡约文化是羌文化；四是卡约文化是羌文化的源头［ 9］。持上述观点的学者的主要依据是文献所载“禹出西羌”，以及齐家文化及各支系文化与古羌人所居之地的重合。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齐家文化的创造者另有其人群，是由晋南夏墟北上东进的吐火罗人。如余太山先生认为：“河西及临夏的大夏即吐火罗人迁自晋南”，“晋南的大夏似可溯源于陶唐氏。”［ 10］ 176-196以上古时期中华文化在各区域内独立发展，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满天星斗”状态而言，跨越山河的长距离传播，主要是为了稀有资源和器物的交换，大规模人群的迁徙，恐怕不是上古文化的常态。

英国学者希安·琼斯指出：“文化－历史考古学对中国考古学有着久远的影响，中国考古学也有一种浓厚的编年史学传统和将考古学文化与史籍中提及的族群联系起来的倾向。”［ 11］ 2其实中国考古学者显然已经认识到理论创新和跨学科对话，以及汲取公共考古学的重要性。这体现在夏文化与族群研究方面，诚如林沄先生所述：过去在我国考古界，有一种把一定的考古学文化和一定族团等同的倾向。相关研究进一步表明，已划定的考古学文化往往是可以再分析的。被不少研究者认为是夏人文化遗存的二里头文化，今天已可分析出源于河南王湾三期文化的因素和源于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二里头文化混合了多种先期文化的因素，不应单从同一起源的人群对四周人群文化成分的吸收来解释，而应该看成有不同起源的人群在同一地域中错杂居住而造成文化上的交融。如果二里头文化确实是“夏人”的遗存，“夏人”在血统上也是多源的［ 12］ 85-89。

齐家文化的创造者齐家人应当是生活在甘青地区的齐家人，他们创造的文化虽与中原夏文化在时代上有重合，但在空间上则是各自独立的，尽管他们彼此之间通过黄河与渭河的通道有相互交流的迹象，但从考古资料来看，彼此之间的影响还不足以从整体上相互改变。渭河、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与晋南的夏代文化关系密切，以致有的学者认为齐家文化是由晋南传来的夏代文化与当地的马家窑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世本·帝系》：“禹娶涂山氏子，谓之女娲，是生启。”女娲神话的发源地在西北高原，而涂山氏则在南方。《世本》之所以出现这类“错位”的记载，并非错简所致，而是因为夏文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被广泛认同，以及各种关于夏代文化的传说相混杂的结果。

三、齐家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

齐家文化遗址分布范围内有“大夏河”“夏言”“大夏城”等以“夏”命名的地方和其他事物，这些称谓与先秦秦汉文献中的记载可以印证，但早期文献所载的“大夏”均不在西北，而在山西南部；但秦汉文献所载大夏，则与齐家文化所在区域相对应。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应当是由于夏文化发源于晋南，之后在豫西地区发展壮大，成为主流文化。商周时代基于主流文化视角，对包括西北地区齐家文化在内的其他区域文化，也一律视为夏文化。夏鼐先生指出：“‘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夏王朝时代的其他民族的文化，也不能称为‘夏文化’。不仅内蒙、新疆等边区的夏王朝时代的少数民族的文化不能称为‘夏文化’，如果商、周民族在夏王朝时代与夏民族不是一个民族，那只能称为‘先商文化’‘先周文化’，而不能称为夏文化。”［ 13］这为我们确定“齐家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标准。

早期文献中的“大夏”所指，均在山西南部。《左传·昭公元年》载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己：‘余命尔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杜预注：“大夏，今晋阳县。”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以为即今太原市［ 14］ 1218。又《史记·郑世家》述子产语，裴骃《集解》引服虔曰：“大夏在汾浍之间，主祀参星。”［ 15］ 1978此大夏在唐，即今晋南翼城。又《左传·定公四年》载：“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夏虚”即“夏墟”，指夏人故地，杜预注以为“夏墟”在太原［ 14］ 1536-1539。顾炎武《日知录》驳之曰：“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东，而晋阳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窃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缗之灭，并在于翼。”［ 16］ 1112杜注非是，顾说是。如此，则从最早记载来看，夏文化应起源于晋西南。

以往学者们认为甲骨文中未见“夏”，故而有的学者据此怀疑早期文献中关于夏或大夏的记载为晚出。近来据詹鄞鑫先生通过重新排比有关卜辞材料，考证甲骨卜辞中此前被释读为“夔”的字，认为其字的形体像人而突出其手舞足蹈的形象，其造字的本义正是乐舞的意思，实应当为“夏”。“夏”字在卜辞中用作神名，经常与“河”“华”等屡屡并举并卜。如《甲骨文合集》 10076：“戊午卜，宾贞，酒求年于华、河、夏。”卜辞中“河”“华”“夏”等神的祭祀多见一辞，祭祀礼仪相同。卜辞屡言“往于夏”（《合集》 14375）、“作夏”（《合集》 5476）等。据此可知，“夏”原本可能是城邑之名，“作夏”就是建造夏城。而祭祀“夏”的卜辞中的“夏”就是以某处城邑或地方而命名的地。詹先生举出大量“夏”与“华”“河”并举的卜辞，证明“夏”就是夏人发祥地或夏邑。又据“夏”与“华”“河”等方位关系判断，其地应当在“晋西南平原地区”［ 17］。这就从文字学的角度打消了有的学者对早期文献中关于“夏”“大夏”真实性的质疑。金景芳先生早年即指出：“大夏、夏虚、唐、虞、西吴、西虞和唐叔所封，虽然范围有广狭之分，但总的说来，都是同一地域。”“则大夏故地，实在今山西省的西南角。”［ 18］ 30-31可谓卓见。

《世本》说：“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是在安邑，或在晋阳。”［ 19］ 30又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太康居斟寻”“后相即位，居帝丘”，“帝杼居原，自原迁于老丘”［ 20］ 212-218。夏的都城曾经数次迁徙，后来所迁之地均在今河南沿黄河两岸的地区。刘起釪先生也认为晋西南是夏人之原居地［ 21］ 132-133。结合近数十年来夏代考古发掘及研究来看，夏文化考古遗存最为集中的有两个区域，一个是晋西南，代表是襄汾陶寺遗址；另一个在豫中，代表是二里头遗址②。这也与文献记载相符合。

郭静云教授在最近的一项研究成果中指出：“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的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很高或其他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才成为主流。”［ 22］ 2又指出“夏为西北古国说的矛盾”，认为：

渭河、汾河注入黄河，其流域共同构成条件相近的河谷平原。同时渭河流域位于黄河上游兰州与郑洛之间。兰州马家窑彩陶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已传播到渭河流域。渭河流域黍作农产与河南关系密切。虽然不宜高估渭汾先民通过三门峡与郑洛先民的沟通，但生活条件相近，易使农耕技术同化。然因渭河东游、咸阳原水源不足，农耕条件不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农耕聚落集中在渭河西游，半坡、马家窑彩陶文化对汾河流域和三门峡以东的居民影响还是较弱。青铜初期以兰州为中心的齐家文化传播到渭河流域，经过黄河和渭河两个通道，齐家类型遗址范围，向东可达渭河、黄河的汇流区。不过，前文中已叙明，中原似乎并未吸收齐家的青铜技术，反而吸收了长江流域的青铜技术。但渭、汾注入黄河的汇流处，位于齐家和中原之间，当地也出土了齐家与中原类型的文物，且早期金属器以齐家类型为主。因此不能排除中原北部也曾受齐家文化影响的可能性，但从考古资料来看，中原文化中的齐家成分却相当低。……青铜初期，夏是众多古国之一，但文献均从“夏”的角度载录古事，夏先民的传说乃扩展至全中国。其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是因为编录文献的周人未能掌握其他地区先民的传说，也不希望张扬别族先民的成功，故仅保留本土古国的传说；其二是因为其源自当时最发达的文明，而后成为天下历史概念的重要环节。［ 22］ 123-124

看来齐家文化与中原夏文化、汾河流域夏文化均有过接触，但在早期大体独立发展，到了中后期，则情形有所改变。周人发祥于西北，欲东进与殷商相抗衡，在文化上则以夏的继承者自居。因此周人所编辑的文献中始有“禹出西羌”之说。周人世与姜姓通婚，以此结成政治联盟。故周代以后，羌人就进入到了华夏族群的族系，成为姜姓。《后汉书·西羌传》：“西羌本姜姓之别，《春秋》所谓姜戎，亦其类也。”章太炎则认为：“其实姜姓出自西羌，非西羌出于姜姓。神农姜姓，由姜水也，其原本西羌。而黄帝与之同出少典，则亦西羌种也。”［ 23］ 388顾颉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羌和姜本是一字，羌从人，作种族之名；姜从女，作为羌族女子的姓。”［ 24］这都是周人以夏文化的承续者自居而导致的。

种种迹象表明，后期齐家文化曾受到夏文化的强烈影响，和夏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约当公元前 3000年至公元前 2000年前后，以二里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异军突起，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几乎同时走向衰落［ 25］ 35。于是当时的文明格局，遂由苏秉琦先生所说的“满天星斗”，变为了当时华夏大地文化整体呈现“月明星稀”［ 26］ 160-163的态势。各区域文化的起落与消长，必然会导致人群的高频度和成规模的流动，最终导致考古学器物文化的器形和纹饰等方面的交融，及民族文化以神话传说和历史记载相融合的文化心理共同体的形成。

四、齐家文化衰亡的原因

虽然说二里头文化的兴盛发达使上古其他地区文化的光辉稍显暗淡，但对齐家文化这样的区域性文化而言，其衰落也有其自身的原因。齐家文化盛极一时，为何最终走向衰亡而融入中原商周文化之中？这首先要从其生业方式的特殊性来探讨。齐家文化最初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业方式，这在典籍中有明确记载。《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母曰任姒，有氏女，有女登，少典妃。游华阳，有龙首感之，生神农于裳羊山。”“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氏焉。”“作耒耜，始教民耕农。尝别草木，令人食谷以代牺牲之命，故号神农。”［ 27］ 3齐家文化为何走向衰亡？其内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当时气候的变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日本学者宫本一夫根据中国考古学者所撰黄河中上游地区考古发掘报告中有关动物遗骸的资料归纳指出：

伴随着以公元前 3000年为始的气候寒冷干燥化现象，此前人们所进行的野生动物狩猎，尤其是鹿的猎获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猪或是作为畜牧动物的绵羊、牛等家畜动物。家畜动物增加的现象明显见于黄河上游地区及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其中尤以新石器时代后期后半段的齐家文化及新石器时代终结末期的朱开沟遗址最为显著。……然而比猪的家畜化进展更值得重视的是，绵羊、牛等畜牧动物的明显增多。这是与森林地带的草原化导致鹿的生存领域减少成反比例的现象。……而在黄河上游地区和内蒙古中南部，即使是在畜牧发达的阶段，农耕石器仍然存在，仍可见一如从前的农业要素。说明这些地区仍然进行着一定程度的农业生产。我把这种依存于畜牧的农业社会称之为畜牧型农业社会，以区别于黄河中游及下游同属黍、粟农业社会的区域。［ 28］ 228-230

齐家文化时期遭遇了寒冷干燥的气候，以及水灾等自然灾难，农业遭到破坏。瑞士学者许靖华根据历史上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因气温降低导致的人类社会动荡和族群流动的普遍规律，也指出：

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人耕种的田地范围不只包括中国中部的黄河及长江流域，还包括青藏高原北边周围、内蒙古，以及满洲西部。这些民族大多是定居农民，同时也畜养猪、狗、牛、羊和鸡等，以补充食物来源。耕种的面积越来越大，农村也越来越繁荣。后来气候突然变冷，接近公元前 2000年时，中国西北部变得异常寒冷。在年代较近的文化层中，出现的动物骨骼增多，而农耕器具变少，显示由农耕退化为畜牧文化。猪的数量变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羊。农民变成了牧羊人，或者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们被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征服或取代了？

（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来到中国的游牧民族入侵者是北方的羌人。［ 29］ 129-130

气候变得寒冷干旱，使游牧人群被迫内迁，因此造就了这里“畜牧型农业社会”的形态。未能形成强有力的制度，这是其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

齐家文化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受到西来文化的影响而走向分化，未能形成一个整体所致。凯文·林奇研究指出：“人类是有领域感的动物，他们会利用空间来控制人与人之间的交易，会维护领域的所有权以保证拥有其资源。”［ 30］ 145考古学家普遍认为，作为特殊空间的都邑和聚落是王权政治的物化形式。何驽教授从凯文·林奇的城市形态学空间控制理论出发，结合陶寺与二里头城址文化，提出了中国早期城市或都城的九项指标：“①规整的城市形态；②排他的宫庙区的存在；③排他的王族墓地；④排他的祭祀区；⑤官营手工业作坊区；⑥政治宗教寡头垄断的大型仓储区；⑦初具规模的规范的道路系统和城门系统；⑧明确的城市布局规划理念；⑨多样性的都市文化面貌。……准此，我们认为，陶寺是中国最初的城市和都城，二里头遗址则是第一个成熟的城市和都城。”［ 31］ 3-58以此为准来看，齐家文化遗址中虽出现了来自西亚的象征权力的权杖，聚落中有祭坛等专门宗教性建筑，也有公共墓地，但却未发现大型的宫殿，这表明其尚未形成高度集中的王权制度。韩建业教授在研究成果中指出：

齐家文化之末，在齐家坪、磨沟、皇娘娘台等墓地以及兰州崖头、临夏瓦窑头等遗址，出现一些圜底的彩陶罐或绳纹罐，显得很是突兀，其来源应当是阿尔泰南部和天山东中段的切木尔切克文化，尤其是多重波折纹、梯格纹等彩陶纹饰，很可能就是切木尔切克文化陶罐上类似刻划纹的移植变体。另外，属于齐家文化和寺洼文化过渡期的大族坪北区遗存双耳罐上的胡须纹，还广泛见于中亚北部甚至伊朗地区大体同时或略早的遗存；磨沟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人工铁器，比西亚、东欧等地人工铁器的产生至少晚约千年。这说明公元前 15世纪以后仍然有较多西方文化因素渗透进甘青地区，这或许是促使齐家文化分化转变的原因之一。最终的结果是，秦魏家类型变为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磨沟类型变为寺洼文化，而老牛坡类型则融于二里头文化当中。［ 4］

其实，齐家文化在发展的早期，即已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从甘肃、青海境内齐家文化遗址发现的众多早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即可得到印证。然而到了齐家文化后期，其向东传播的趋势明显减弱。其主要原因是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黄河中下游的夏、商文化辐射力的加强。一个明显的证据是齐家文化祭祀观念对上述文化的趋同。

齐家文化遗址发现多处石圆圈祭坛，其来源就是良渚文化，表明齐家文化受到东方文化的强有力影响。如甘肃永靖县大何庄村俗称“大台子”或“灰台子”的齐家文化早期遗址中，就发现了 5处石圆圈遗迹，用扁平的砾石排列而成，石圆圈周围伴随有卜骨或作为牺牲的牛羊骨骸出土。除此之外，在永靖县秦魏家遗址、天水师赵村遗址、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等处，也发现了同样的石圆圈及牛羊骨骸，表明这种石圆圈是齐家人的祭祀之地［ 32］。有学者指出，这类石圆圈多见于良渚文化等遗址，且时代均早于甘青地区齐家文化［ 33］ 105-120。表明齐家文化祭祀观念受到来自东面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

此外，在青海乐都柳湾齐家文化遗址、甘肃兰州土谷台马厂类型墓葬、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墓葬、河西走廊民乐县东灰山遗址和玉门火烧沟四坝文化墓葬中，均发现了来自滨海地区的海贝饰品［ 34］ 76-85，这表明齐家文化与其他地区已经有远距离的交流和互动。

由上述来看，齐家文化在其发展期内，虽然在空间分布和时间延续上都形成了一定的发展规模和影响力，同时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也都达到了相当的发展水平。但在其发展的后期，因为气候原因，形成了流动性很强的“畜牧型农耕社会”的特殊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的组织结构相对比较松散，不具备形成早期国家的基本条件。因此，由草原文明传来的青铜技术，也未能在此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另外，由于中原夏王朝和商王朝的崛起，其意识形态如宗教祭祀、葬俗等，又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齐家文化最终走向分化，其主体和大部逐渐融入中原商周文化之中，其局部则同时保留有草原游牧文化的一些特征。

注释

①有的学者认为，齐家文化石圆圈由东南的良渚文化传入，又继续向西北方向草原地带传播，影响所及，至于新疆和内蒙古一带。参杜维、杨江南：《齐家文化石圆圈源流》，收入《 2016中国·广和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论坛论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7年版，第 105－ 120页。也有的学者认为石圆圈类似于中亚草原游牧民族固定帐篷边留下的石镇。参［美］胡博：《齐家与二里头：远距离文化互动的讨论》中关于齐家墓地所见属于印欧民族习俗的殉妻葬部分的注释，李永迪译，收入夏含夷主编：《远方的时习：〈古代中国〉精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版，第 24页。但从发现石圆圈的大何庄等齐家遗址来看，这些石圆圈中或附近都发现有动物的遗骸，更有可能指向这是祭祀的场所。②徐旭生先生从《国语》《左传》《竹书纪年》等早期文献记载中，归纳出夏人的活动“有两个区域应该特别注意：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谷的上游登封、禹县地带；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以南）一带”。见《 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刊《考古》 1959年第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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